上海徐汇区的老房子蹲在梧桐树影里，四楼的阳台爬满了常春藤。傍晚六点，夕阳把最后一缕光揉碎在廖占峰的藤椅扶手上——他望着厨房门里的身影，94岁的父亲正踮着脚，把刚捏好的鱼丸一个个放进竹匾，蓝布围裙上沾着细碎的鱼茸，鼻尖还沾着点姜屑。
“爸，鱼丸要晾多久？”廖占峰扯着嗓子喊。
“半小时，急什么？”老人的声音从油烟里钻出来，带着点福建口音的脆劲，“等下煮一碗，放你最爱的萝卜丝。”
这是父子俩13年里最平常的傍晚。自母亲去世后，这栋80年代的老房子里，就只剩他们俩的烟火气：父亲负责“搞伙食”，凌晨5点半准时起床熬粥，捏鱼丸要花两小时——不用肉馅，说“油大了堵血管”；厨房的调料瓶永远码成一条直线，碗碟洗得能照见人；吃过早饭，他拎着布袋子去买菜，要么去小区菜场，要么多走10分钟到对面的“便宜菜场”，说是“能多挑两根嫩青菜”。廖占峰负责“搞后勤”：烧好一天的开水，把父亲的运动手表充好电，打扫卫生时特意把楼梯扶手擦得发亮——父亲爬楼要扶着。
“邻居阿姨总问我，你俩每天各忙各的，会不会冷清？”廖占峰摸着藤椅上的划痕，那是父亲去年修椅子时蹭的，“我笑着指了指书桌：你看那杯温着的蜂蜜水，是他路过我房间时悄悄放的；厨房台面上的枸杞，是我特意买的‘低糖分’——这些没说出口的心意，比每天黏着聊天更热乎。”
他们的“各做各的”里，藏着最实在的互动：父亲看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到兴头上，会端着茶杯闯进廖占峰的书房，拍着书脊说“你看这个情节，像不像咱们以前去杭州玩？”；廖占峰网购退错了货，父亲会急得拍桌子：“你怎么不看清楚地址？这几十块钱够买三斤白菜！”；甚至连散步都“有分工”——父亲走前面，看路边的野猫，廖占峰跟在后面，悄悄把父亲敞开的外套拢好。
“独立不是疏离。”廖占峰说，“就像我生病时，他会把药放在我床头，不说‘多喝水’，只把杯子的温度试了又试；他爬楼梯慢了，我不会扶着他，只悄悄把楼梯灯换成更亮的——我们都懂，给彼此留一点‘自己的空间’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可岁月的痕迹，还是悄悄爬进了烟火里。今年夏天，弟弟从美国回来，父亲要搬灶台下的米酒，那瓶有半人高，父亲攥着瓶颈，脸憋得发红，廖占峰要帮忙，他却摆手：“我能行。”最后瓶子是搬上去了，父亲却扶着灶台喘了五分钟，说：“这瓶喝完，以后不做了——腰有点酸。”
还有次廖占峰陪父亲去医院，老人盯着自助挂号机发愣，手指抖着按不准屏幕，廖占峰接过医保卡，听见父亲小声说：“老了，连机器都不会用了。”那天回家，父亲把运动手表摘下来，说“步数不准了”，廖占峰拿着手表去修，才发现表带已经磨得起了毛——那是父亲每天走6000步的证据，以前能走到公园，现在连楼下的菜场都要歇两次。
关于“以后”，父子俩只聊过一次。父亲坐在沙发上，摸着母亲的遗像说：“要是我走不动了，咱们一起去养老院吧。”廖占峰没说话，摸着父亲瘦得见骨的手腕——那是曾抱着他去医院的手，是捏了几十年鱼丸的手，现在却连翻书都要扶着眼镜。“要是真到那一步，我卖了房子，咱们找个能晒到太阳的房间。”廖占峰说，“但能在家住一天，就住一天——这儿有妈茉莉花茶，有你熬了几十年的鱼丸汤，还有咱们一起种的薄荷。”
深夜十点，廖占峰在老年社群写日记。电脑屏幕的光映着他的脸，旁边摊着父亲刚放下的《长街行》，书角折着页——那是父亲想和他聊的情节。他敲下一行字：“有人说陪伴是‘你依着我，我靠着你’，但我和老爸的陪伴，是‘你在厨房熬汤，我在书房写字，偶尔抬头看一眼，就知道彼此都在’。”
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，吹得书桌上的书法作品动了动——那是他写的“烟火可亲，岁月安暖”，旁边压着一张老照片：年轻的父母抱着他，站在杭州的西湖边，母亲穿着花裙子，父亲穿着白衬衫，三个人的笑比阳光还亮。
厨房的微波炉突然“叮”了一声，是父亲热的牛奶——他总说“晚上喝热的，睡得香”。廖占峰端起杯子，温度刚好，像父亲的心意，不烫不凉，却暖得能焐热整个夜晚。
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着，老房子里的烟火气，裹着两个男人的“独立式陪伴”，慢慢漫过了整条长街。
